原标题：【国际政治理论】邱美荣：国际政治中的“缓冲单元”：内涵及属性-一项理论性探讨
“缓冲”是国际政治的经典实践，但国内外学界对此研究甚少,零星散见于各处。本文尝试对“缓冲单元”的语义和政治学含义及其演变作一初步分析，并探讨“缓冲单元”的地理、能力和政治三个层面的基本要素和缓冲单元的多重类型，以及“缓冲单元”的脆弱属性。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现象，“缓冲”政治单元迄今为止任旧存在，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消失。本研究在学理层面的辨析不仅有助于透视和理解国际政治中的缓冲现象，也有助于丰富国内的国际关系理论。此外，“缓冲”理论分析也有益于从地缘因素视角观察大国与小国关系的历史演进，并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提供知识积累和理论基础。
“缓冲”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古老的思想之一，早在史前文明时期，一些古老部落就有意在彼此的居住区域之间辟出无人居住区避免经常性接触，从而形成并维持一种“荒芜的边界地区”或者“无人地带”，以此降低彼此间冲突的概率。在国家产生和演化的过程中，这些“荒芜地带”逐渐发展为缓冲国或半缓冲国，成为国际政治的一种经常性实践。实际上，在全球200多个独立的国家中，至少有32个国家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充当了某种形式的“缓冲国”。不仅如此，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现象，“缓冲”政治单元迄今为止任旧存在，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消失，只会更为隐蔽而已。
“缓冲”作为一种经典的国际政治实践，有时还可以与“均势”并列为国际政治的两项根本原则之一，但学界对此却鲜有研究。虽诸如“缓冲”或“缓冲国”等词汇被频繁引用,但少有从学理上系统探讨这类现象的基本内涵、要素和属性的研究。因此，本文尝试就此作一探索性研究，以丰富国内学界的国际关系理论视野。此外，“缓冲”理论也有助于从地缘视角观察一些地缘战略国家与四周的国家关系的历史演进。最后，随国家利益内涵与外延的演变，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会涉及更复杂的地缘因素，本研究或可提供相关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参考。
“缓冲”的英文为“buffer”，从语义学上来说它可能起源于“buff”，后者作为名词，代表着一种软而厚的皮革；作为动词，意味着用一块软料来擦拭物品的表面。此外，“buff”或起源于“水牛”，有模拟发出类似于被击打软物声音之义，它的近义词是：盾牌、保护、防御、堡垒等。
“buffer”一词在语义学上的权威解释，莫过于经典的英文词典和百科全书的界定。一般来说，这些定义具有以下含义：第一，减轻或吸收某一影响的震荡；第二，中断或缓和不利压力或影响的某种保护；第三，隔开潜在敌对的事物，如处于两个竞争性大国之间的一片区域，能够减少冲突的风险；第四，具有保护闸的作用；第五，降低由于相互联系所带来的震荡或者损害。
“缓冲国”一词在经典的英语词典中则具有以下含义：第一，处在两个可能好战但和解机会日益缩小的敌对大国间的小国；第二，介于两个竞争性或潜在敌对大国间的中立国，以防止它们之间的冲突。第三， 通常是位于两个较大且潜在竞争大国间的中立国,或者位于两个潜在敌对大国间的国家。
“缓冲国”是大国基于地理特征与权力因素对地理政治学版图的塑造。19世纪的英国是践行并推动“缓冲国”成为国际政治原则的主要行为者，亚洲大陆是英国践行“缓冲国原则”的主要试验场。因此，“缓冲” （“buffer”）作为政治术语及其发展演变，也与国际政治的发展密不可分。“缓冲”首次被用来指代一个政治单元是在1876年，而 “缓冲国”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1883年。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英文“缓冲”一词都是指阿富汗，这块领土当时旨在切断日益扩展的大英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影响区域的碰撞与交汇。但一直到上世纪30年代，学界才试图对“缓冲国”概念作出解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地理政治学学者麦金德大力提倡在斯拉夫文明与德意志文明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一方面防止“世界岛”或者“心脏地带”免受基于陆权的强大帝国控制，以免形成一个苏德联盟；另一方面也意在预防海权国家的衰落，主要是指英国。基于此，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英国和法国都支持将东欧国家作为缓冲带隔开德国和前苏联，建立保护西欧的“防疫封锁线”，同时将德国 “祸水东引”。因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局势发展以及位于大国之间的小国和弱国都引起英美学界的关注和研究， 并有很多学者努力建构“缓冲国”与“弱国”和“小国”概念之间的关联。代表性人物有美国学者珀特（Pitman Potter）、美国地缘政治学派鼻祖尼古拉·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 以及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创始人马丁·怀特（Martin Wight）等。
除中东欧地区之外，北欧沿海地区也是欧洲地缘战略家们用于针对前苏联的另一个缓冲地带。因此，除英美国家学者之外，北欧国家的学者也积极研究“缓冲国”现象，构成了20世纪70-80年代“缓冲国”研究的重要力量，挪威学者马森（Trygve Mathisen）和库德森（Olav Knudsen）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马森（Trygve Mathisen）第一次提出将“政治独立”作为“缓冲国“的属性，引起了学界的争议。库德森（Olav Knudsen）基于 “缓冲国”的概念而延伸发展出 “缓冲区”的概念，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微型国际体系概念。
“缓冲国”有三个基本要素，即地理要素、能力分配要素和政治要素。其中，地理要素是指该国的地理及地缘战略位置。在地理位置上，缓冲国位于两大强邻之间，构成缓冲与被缓冲关系。此外，缓冲国大多占据地缘战略重要位置，并面临两难困境：若不处于重要战略位置，小国难以引起大国注意，但大国关注下的小国则成为大国竞争的猎鹿场。能力分配要素则是指相对于其两大强邻而言，缓冲国的力量绝对小于任何被缓冲国的力量，与被缓冲国构成一种力量等级体系，在与被缓冲国的军事冲突中被击败的概率大于50%。政治要素主要涉及该国是不是具备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换言之，缓冲国需是国际体系中真正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是缓冲体系的必要条件。与这一因素对立的其他两种情况则是：其一，国家依赖于其强大近邻中的一个，并且处于该国拓展的防御体系范围；其二，国家表面上独立，实际分裂，各自处于周边不同大国的势力影响区域。但在缓冲国是否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学界争议颇大。
缓冲国大多是小国。但就纯粹的地理疆域来说，那些中等规模甚至较大规模的疆域和人口的国家也能成为缓冲国。这种情况下，它们弱于其强邻。
对于一个具有缓冲潜能的政治单元而言，除在地理位置上介于两个或者多个竞争大国之间外，还具有以下地理因素：第一，这片领土的物质环境恶劣，如有高山、崎岖的地形、沙漠和沼泽等；第二，有战略上重要的国际通道经过；第三，这片领土是不同民族的文化过渡或者文化冲突区域。这三个因素相互联系并经常同时发挥缓冲作用。
就物质环境而言，当一个国家周边的强国因为该国崎岖的地形或恶劣的气候等因素认为这片领土并不值得吞并或并不考虑吞并该地，它就可能逐渐发展成为缓冲国。历史上，缓冲国或因为人烟稀少甚至是荒无人烟，导致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把这些地区称为“荒芜的边界地区”。早期文明通常使用沼泽、沙漠、河流、山脉、高原和其他或多或少崎岖的地形和恶劣气候的领土作为缓冲区，不同历史时期在这片领土上出现过的国家都变成了缓冲国。这种地形或者气候因素大多时候充当了阻挡敌对大国间接近的一种暂时障碍，但不能最终阻止它们之间发生战争，只是让敌对大国间的军事冲突变得更为困难，因而有助于暂时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是缓冲国最经常扮演的角色。
就战略通道而言，当周边大国对跨越一国领土上的国际战略通道感兴趣，但因某一方的强烈反对，没有大国能够独自控制该国的时候，各大国就必须接受该国当前独立的状态，它就演变成了缓冲国。历史上，经常有大国似乎受益于维护一块领土现状而导致该地区发展成为缓冲国的情况。比如，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瑞士、南高加索地区国家等。
文化因素也会影响一国发展成为隔开或者连接两个不同文化范围的缓冲国。例如,因本国或地区人口构成中的跨文化、多种族等特性，“缓冲国”成为阻隔文化冲突或成为不同文化的过渡区域。这样的“缓冲国”在历史上有很多案例，如曾因受到荷兰和法国文化的影响而导致该国政治上分裂的比利时，同样还有曾受葡萄牙和西班牙文化影响的乌拉圭,以及曾受到法国和德国两种文化影响的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洛林（其归属就曾在法国和德国之间摇摆不定）。因此，“缓冲国”大多拥有两种或多种文化中的语言、种族和宗教特征，因而经常充当多种文化或者文明之间的桥梁。大国也因此常常克制住吞并这些地区的冲动，担心由此会将异族引入本国。所以，处于战略要地的十字路口位置、强国的频繁入侵和征占、一块领土上种族与文化多样性等因素已经明显地阻碍了许多历史上的“缓冲国”发展成为民族国家，从而对其在国际舞台上的独立作用和地位产生了消极影响。
相对于被缓冲国来说，缓冲国具备较小的力量。有学者提出，在缓冲国与被缓冲国的军事对峙中，被缓冲国自我判断其赢得与缓冲国双边冲突的概率大于50%，相应地,缓冲国认为其在与被缓冲国的冲突中能够全身而退的机会小于50%。缓冲国与被缓冲国上述认知的背后是对彼此的地理位置、经济和军事能力的衡量。因此，从能力要素视角来说，缓冲国绝对弱于其两大强邻。
在能力分配要素中，军事力量是关键。构成军事力量的要素有人口、国民生产总值、防御预算、武装力量等。据此，许多国家的军事潜能及区分一目了然。因此，从权力维度及权力视角来看，缓冲国不能独立捍卫来自被缓冲大国对其主权的侵害。正因为如此，国际政治具有野蛮性，强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介入小国国内事务，似乎是规则而非例外。
与此同时，缓冲国地位的界定也有认知和主观维度。缓冲国在主观的心理认知层面意识到获得安全的保障“主要不是依靠自身力量而基本上必须要依赖其他几个国家、机构、程序和机制等帮助才能实现”。不仅如此，从国际体系的视角来看，缓冲国领导人认为，“它永不能自主行动，也不能在一个小的国家小组中对国际体系作出实质性的影响，因而它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是无效的 ”。根据这个标准，中等国家是”体系感知国”，大国和强国则是体系影响国和体系决定国。正因为如此，有不少学者倾向于使用“弱国”来代替“缓冲国”一词，认为它们几乎不能防御来自大国的进攻，甚至常常也不能抵挡来自小国的进攻，生存成为缓冲国的永久议程，缓冲国也因此视为国际社会中的安全消费者，或被大国视为潜在的附庸国。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缓冲国在很大程度上因需要依靠外部力量来维护国家安全，所以其国家利益在一个或多个大国的眼里是可忽略的。对于缓冲国自身来说，其军事和政治上的虚弱，导致它们在国际体系中也不能自行捍卫其国家利益。因此，无论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地区范围内，缓冲国无法强制执行其国家意志或是保卫其国家利益，部分地形成国际政治中的“大国为所欲为、小国忍气吞声”的现象。
政治要素是指缓冲国必须是国际体系中真正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学界在缓冲国是独立并中立的国家问题上存在争议。支持派认为，“缓冲国是一个稳定的中立区，其创立是周边一个或者几个大国的意志，希望其能隔开敌对的各方,将冲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因此，中立是缓冲国的必要特征，缓冲国必须是一个中立和独立的小国，唯此才得以在竞争性的大国之间真正发挥缓冲作用，也得以与卫星国区分开来，并因此分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
反对派认为，一个缓冲国可以是真正中立或被动中立的，也可以是其强邻的一个盟国或者被其强邻所控制的盟国。缓冲国的核心要素是其地理特征，即位于两个强邻之间，并非“完全独立”。因为“真正独立”其实就是很模糊的，很难发现客观标准。此外，在独立与依赖或他国势力范围的组成部分之间，也很难有清晰的界限。再者，讨论一个周边有强邻压境情境下小国的完全独立自主是不现实的，在其强邻具有扩张倾向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虽然在国际法上，小国也是主权实体，但小国的外交决策不可能不考虑大国的利益。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存使得即使大国也不可能享有完全真正的独立，小国会更加困难。最后，也最重要的是，缓冲国是小国和弱国，自卫能力低下。任何一个时间里,没有自我防御能力的国家是谈不上独立自主的，甚至具备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军事力量也并不必然能保障一国的缓冲地位。瑞士和瑞典在一战及二战之后都没有受到伤害，也被称为冷战时期的“芬兰化”现象。这种现象并非由于发展良好的军事力量、自主的武器生产工业和人口高度军事化，而是因为这一些国家在既定的历史时期地缘战略重要性的下降。瑞士和瑞典得以在战争中生存下来，是因为它们处于两个强国对峙的边缘位置，并非一战中协约国与同盟国、二战中的反法西斯联盟与轴心国直接作战的关键区域，因为同一时期同样中立并武装到牙齿的比利时和波兰就不能外国入侵并置身于战争之外。
总之，学界在缓冲国政治要素问题上，颇有争议。狭义派认为，缓冲国必须是真正独立和中立的，它不能成为其强邻拓展的防御范围的一部分,或是其强邻的影响区域。而宽泛派认为，缓冲国可以是其强邻的卫星国。这两种观点各有千秋。从“缓冲“一词的词源来看，小国在强邻对峙中的的中立立场依旧很必要的。因此，去除“完全独立”的含义,狭义派对缓冲国内涵的界定是合理的；在宽泛派对缓冲国政治要素的界定中，关于“卫星国”的身份需要具体对待。“卫星国”，是由大国控制并经常为大国所占领的小国,与缓冲国的功能是背道而驰，后者是阻止或者阻碍竞争性大国之间的冲突；而卫星国很可能会被其周边的一个大国用来攻击另一个大国，或者被用来保护自身免于可能的敌人进攻，而非维持和平。不过，有些“卫星国”的确类似于缓冲国，甚至为冲突一方履行了类似于缓冲国的功能，这种单边的缓冲国，其实就是马丁·怀特所说的“炮眼国”，或者被结盟的缓冲国，也类似于马森（Trygve Mathisen）所提到的边缘缓冲国（rim buffers），即一个国土面积不大但实力较强的小国，它与大国接壤因而位于大国的防御范围，但并不处于两个竞争性大国之间。
“缓冲国”与“准缓冲国” （quasi－buffer）的区别主要是地理位置或地理政治学位置,以及所发挥的缓冲作用力度大小。一般来说，缓冲国是地理政治学上位于力量大致相等的两个竞争性大国或者国家集团之间的弱小或中立国家，其建立或者维持一般是源于大国的意愿，可从地理上将大国彼此隔开，促进大国间的均势或暂时性地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即在大国选择打破均势之前的稳定。但位于两个或者更多竞争性大国之间的弱国在地理位置上不可能与这些大国等距离分布，可能与一个大国之间的距离近于另一大国，这也大体上决定了其地理政治学作用，即“缓冲国”或者“准缓冲国”的身份。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准缓冲国是单边的（one-sided）缓冲国，而缓冲国的作用方向是多重的。缓冲国对敌对的竞争性大国而言，都意味着阻止冲突力量交汇的堡垒，可防止大国间的冲突升级；而准缓冲国的作用方向是单向的，只能保障敌对大国中的一方，强化了它们之间的冲突，而非增进竞争大国间的和平。
纵览世界政治地图，不难发现地理上与强国接壤的弱国，大多扮演了该强国的准缓冲国角色。美国主导西半球，它的潜在竞争者都与拉丁美洲距离遥远从而很难影响该地区。因此，与美国接壤的加拿大在冷战开始时期曾短暂地充当了美国的“准缓冲国”，地理位置上与前苏联接近的东欧国家大多变成了前苏联的“准缓冲国”。不过，一个有相似地理位置的弱国也有一定的概率会变成另一个距离遥远强国的准缓冲国或者缓冲国。这种情况下,强国比弱国周围所有的邻国都要强大。例如，2004年之后前苏联联邦中的某些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国通过加入北约，已经实际上变成了美国的准缓冲国。还有另一些国家，如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也正以不同的热情来获得前述地理政治学地位。
准缓冲国包含几类国家，如“炮眼国”（trimmers）、“中立国”和“卫星国”。“炮眼国”的政策旨在谨慎地使其周边大国打成平手，典型代表是欧洲的萨伏伊公国（Dunchy of Savoy，位于现在法国的东南部）。中立国并没有一个积极的对外政策，它们的最大的希望是悄无声息不惹人注意。卫星国的对外政策受其他大国的控制。如果一个弱国受制于条约需要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牺牲自己的主权，则这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卫星国。这三种类型国家之间并无具体的界限，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决定缓冲国地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其相对于所在的国际体系中竞争性权力中心的位置。理论上，位于竞争性大国之间的缓冲国或准缓冲国根据其空间位置，可分为三种形式的“缓冲单元”：
第一，直接与两个或以上竞争性大国直接接壤，即陆上相邻的“缓冲国”或“准缓冲国”。1815-1831年之间的荷兰、1831-1945年之间的比利时和1867-1945年之间的卢森堡，它们位于普鲁士（1871年之后的德国）和法国之间；1815-1945年位于普鲁士（以后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1867-1918年之间的奥匈帝国）之间的瑞士。1948年之后位于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黎巴嫩。1828年之后位于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的乌拉圭，等等。
第二，缓冲国或准缓冲国与其竞争性大国之间一侧有陆上边界，但另一侧则为水域（如海峡、海湾、海洋等）所分割。这些位于大国边境且位于大国防御半径而非位于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被称为边缘缓冲国。如从中世纪到1920年之间且长期处在中国、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朝鲜。如1815-1945年之间的荷兰，被称为是普鲁士（此后的德国）和大英帝国之间的缓冲国，并以北海与英国分割开来。
第三，缓冲国／准缓冲国位于战略性水系的岛上，其周边有两个或更多强国。海岛国家成为缓冲国，部分原因是海洋大国倾向于在海岸对面寻找立足点或者跳板，以便在海岸沿线采取进一步行动。如英国传统上用葡萄牙和比利时来遏制西班牙、法德入侵并干预列强在欧洲大陆的作战，英葡友谊已经被称为最古老的欧洲联盟。葡萄牙的独立保证了英国在大西洋海路的安全。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另一个外交政策目标是阻止法国吞并比利时。英法百年战争就是因英国遏制法国入侵弗兰德斯（欧洲西北部一块历史有名的地区）而起，而17世纪后半叶法国发动了三次战争来征服低地国家，试图建立一个由法国来主导和保护的弱国体系。1914年8月德国对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军队借道比利时向法国进发，这不仅被法国视为是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也被英国视为一种国家安全威胁，英国由此宣布参加一战。冷战期间，美国也采取类似战略，它在东亚遏制势力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国家，如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也基本属于这类范畴。
按构成主体来划分，缓冲单元可分为“缓冲国”“和“缓冲区”。 按缓冲单元所处的局部性国际体系而言，又分为“缓冲体系”和“缓冲综合体”，它们形成一个独特的、局部性的微型国际体系。
“缓冲区”，是指“处于敌对或敌意力量之间的中立区域”， 它形成一种壁垒或者屏障，“预防潜在的冲突或者有损害的接触”，“降低这些力量间的冲突风险”。在此，缓冲区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由一个或两个国家组成的一片区域；第二，由国际协议所组成的一片特殊的非军事区域，分开冲突区域中的交战各方。“缓冲区”存在的条件有三：地理位置，大致均势，大国与小国间力量实质性的不平等。就地理位置而言，是指该区域在地理上位于两个对立的大国之间；而这两个国家之间力量大致相等。
“缓冲体系”，通常由缓冲国与被缓冲国构成，该体系至少有三个要素：一个缓冲国和两个竞争性大国。被缓冲国可能多于两个，也有一定的可能是几个国家组成的竞争性国家联盟或者势力范围。如欧洲的瑞士、瑞典、芬兰和奥地利曾是两大均势集团华沙条约国和北约国家间的缓冲区。
缓冲体系的基本特征是：缓冲国（B）及其所毗邻两个被缓冲国（A，C）。A和C在评估其在与B的双边冲突中击败B的可能性都大于50％；A和C的能力大致相等；B不能决定性影响A和C之间冲突的结局；B试图避免与A或C任何一方的军事结盟。决定缓冲体系的核心因素是两个被缓冲国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本质是高强度的权力竞争。譬如,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今天不再被视为缓冲国，因为德国、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自1945年之后就已停止。
缓冲体系遵循理性的权力政治原则来运行。每一个被缓冲国在与其竞争对手作战前都会作成本－收益的衡量，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其成本代价时才会决定攻击对手。这种局势下，缓冲国因素增加了被缓冲双方的作战成本，有利于维持被缓冲国之间的和平。在缓冲体系中，每一个被缓冲国皆评估其在与缓冲国的双边冲突中，战胜的概率高过50%。而缓冲国的自我评估则恰恰相反。
缓冲体系内的权力平衡或竞争关系发生明显的变化时，缓冲体系也会逐渐失衡蜕变为准缓冲体系，甚至会停止运行。在缓冲体系中，被缓冲国之间的能力大体相当，缓冲体系的运行表现为一种局部性的微型两极体系。但是，若被缓冲国间的能力失衡，而缓冲国在地理上与较弱而非较强的被缓冲国更为接近，则会弥补被缓冲国中弱势一方在实力上的相对劣势，此时缓冲体系仍可维持并运行，但已经蜕变为准缓冲体系。冷战期间美苏实力相对变动时，东欧很多国家充当了前苏联的准缓冲体系，而加拿大和拉美的很多国家则充当了美国的准缓冲体系。不过，地理相近并非唯一的解释因素，毕竟拉美的古巴也会被纳入前苏联的势力范围，而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则与西方国家达成政治和军事协议，第三个国家亚美尼亚则明显倾向于前苏联。
若被缓冲国之间的敌对或者竞争消失，则缓冲体系停止运行。此时,有两种情况。一是一个被缓冲国消灭了另一个被缓冲国，此时缓冲体系转变为微型的霸权体系；另一种情况是被缓冲国之间由敌对走向友好，缓冲体系转变为结盟体系。若一个被缓冲国强迫缓冲国与其结盟或者征服了它，此时缓冲国转变为准缓冲国，其实就是在消失。如果缓冲国成长发展，其实力与被其缓冲的大国大致相等，此时缓冲体系发展为多极或者三极体系。
相比较缓冲体系而言，缓冲综合体是一种复杂的和非典型意义上的缓冲体系。它有两种形式：一是缓冲体系的中心地带有不结盟国家和未被控制的国家，以及那些受到边缘地带大国影响的国家；二是缓冲体系中心地带中立国的缓冲效果可能会外溢到周边的卫星国，若这些国家积极合作，并在与大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彼此支持，则会增加其保持自主和中立的机会。缓冲综合体的成功,大体上依赖于其缓冲和抵消强邻压力的能力。相邻大国则努力对缓冲区施加影响，甚至肢解缓冲区。若缓冲区中的一个缓冲国与周边大国结盟，不仅会引发其他缓冲国的不同意见，降低其作为一个集体的缓冲功效，甚至会导致缓冲综合体的瓦解。
脆弱性是“缓冲国”最显著的基本属性，生存是这类国家的永恒议程。自1816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以来，207个国家中已有66国死亡，其中50个国家是暴力死亡，占75%，暴力死亡的国家中40%是缓冲国。“暴力死亡”的学术含义是指国家正式丧失对其外交政策决策的控制，通常是指一国使用军事力量剥夺另一国对其外交政策决策的正式控制。暴力死亡典型地发生于征服或者占领，战争是国家之死的原因或结果并不令人惊讶。譬如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苏联和德国馆分的波兰。
缓冲国的脆弱性首先表现在其自卫能力低下。对于所有小国来说，防御问题常常变得日益困难。除了与一个大国合作，诸多小国的防御问题实际没有办法解决。缓冲国是弱国和小国，在同大国的战争中被击败的概率大于50%。不仅如此，这种不可避免地被击败的命运还常常让弱国产生一种军事虚无主义，从而彻底拒绝建构及加强军事力量，尤其是在弱国政府认为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加强其军事能力的情况下，并据此认为防御开支是浪费资源。实际上，缓冲国的军事力量建设及其强劲有力的军事存在，即使规模小,但对遏制入侵也极为有益，因为弱国对强国入侵的时间越长，其得到另一个大国帮助的机会就越大。
缓冲国虚弱的自卫能力，让其周边强国担心可能出现权力真空导致对手占领该地建立军事基地并以此为跳板来攻击自己。因此，周边大国会对缓冲国的军事力量进行训练，并努力加强这种力量，以便于让其能发挥缓冲功能。但若小国周边的竞争性大国还是选开战，则缓冲国没办法阻止，其国土很快会变成大国的战场，其命运将由战后胜利者决定。波兰、阿富汗、比利时和其他几个国家的经历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缓冲国的脆弱性会被小规模的国土面积、恶劣的天气特征情况、少而稀疏的人口等因素加重。小国国土面积小，意味着缺乏军事战略纵深，缺乏撤退余地。少而稀疏的人口数量，也决定了其军队规模的有限性。小规模的国土面积，也决定了缓冲国的国内市场限度以及产业体系的相对单一，造成其在经济领域的相对脆弱性。此外，缓冲国因处于周边大国的影响区域，故而国内常有不同派系，政治相对不稳定，引起大国的介入，这是其国家脆弱性的政治内涵。实际上，国际政治中强国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介入小国国内事务，似乎是规则而非例外。
此外，缓冲国的脆弱性和不稳定的缓冲地位，常常会因其地缘战略重要性而加重,在其周边竞争性大国对其极为看重的情况下，甚至会恶化。这种情况下，强势的利益相关方会试图征服缓冲国，无视后者不同程度的抵抗。1939年苏联占领了波兰，担心波兰会被德国作为进攻苏联的跳板，因为波兰南部距离苏列宁格勒只有32公里。
再者，大国的强权政治是决定缓冲国脆弱性的根本因素。大国常常选择扩展其防御半径而非保持独立的缓冲区，一种原因是担心出现权力真空，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很强的欲望扩展其边界和势力范围。缓冲国遭到大国碾压变得四分五裂的例子国际关系历史上比比皆是。1907年的英俄协定将波斯分割纳入它们彼此的势力范围，北部成为沙俄势力范围，南部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只留下狭窄的中间地带。最典型的是东欧的波兰，它自然地隔开了斯拉夫文明和德意志文明，1772、1793和1795年普鲁士、奥地利和沙俄三次瓜分波兰，1939年NAZI和苏联又一次瓜分了波兰。
大国之所以要吞并缓冲国，出于三个原因。一是担心其弱小的邻居会被其他大国入侵并威胁其国家安全的通道，这种担心有时出自想象，有时出源自真实，即缓冲国的领土会被另一个大国用作攻击其国家安全的“军事走廊”，或者因为该缓冲国的主观意愿，或者因为另一个大国的胁迫。这种情况，使得另一大国认为，若默许其边界上存在一个虚弱但保持中立的缓冲国，是极为危险的做法。
二是大国经常努力将周边小国纳入其防御体系扩展防御纵深，即使是像前苏联这样有着广袤国土面积的国家。强国总是试图将其边界沿线的小国纳入自己的防御体系，这样做才能够在小国边界进行防御，扩展本国的防御纵深， 不仅增加了击退入侵者的机会，而且将战火燃烧在周边邻国的国土上，保护本国免受战火的破坏。
三是大国由于彼此缺乏互信，因而总是试图争相渗透并控制缓冲国，担心其对手会把这一区域作为进攻本国和向外扩展的跳板。 正因为如此，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为美国入侵柬埔寨辩护：“北越已经计划占领老挝和柬埔寨并以此作为跳板来进攻在南越的美国军队”。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则说，“我们对柬埔寨并不感兴趣，我们仅意在把它作为一个基地而已，防止其成为一个进攻美军的基地。
综上，缓冲国的脆弱性不仅表现在其难以自保，它的存在也大体上受限于大国意愿和地区权力均势情况。缓冲国的出现可能是帝国衰落或者兴起的结果，但这种“偶然性”或者“季节性”缓冲国，常会落入另一个大国之手，或者最终回归此前“老东家”的怀抱。大国总是尽力阻止其竞争对手吞并缓冲国，或者将其变为自己的卫星国。通常当大国之间势均力敌，缓冲国得以保存，但也有一定的可能成为大国间的战场，最终被大国分割纳入各自的势力范围。因此，竞争态势和地理位置成为缓冲国死亡的两大因素。缓冲国的生存，在某一些程度上依赖于其内在力量，但更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大国维持其被缓冲国地位的意愿。缓冲国的研究让地理因素和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重新进入学术视野。国际政治实践一再表明，强国经常以弱国为代价来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不会顾及后者的合法利益。
但也要看到，禁止用武力吞并其他几个国家的国际规范已成为影响缓冲国发展的一个介入性变量，它重塑了大国寻求控制缓冲国的方式。取代征服或者吞并，大国可能更多地采用隐蔽的控制方式：第一，变更国家政体或者领导人；第二,占领而非吞并国家；第三；更多地用介入的方式来改变国家政体或者领导人。因此，规范改变了大国对缓冲国施加控制的方式，更多地采用外部介入来变更政体或者领导人的方式，缓冲国的领导人更担心的是政治上的“消亡”或者“死亡”，即由直接的领土征服变为间接的介入和控制。 占领或者吞并更多地让位于外部介入以改变缓冲国的体制或者国家领导人，导致缓冲国的死亡率在下降，但变为失败国家的概率却在上升。
总之，“缓冲”作为一种经典的国际政治实践，带有鲜明的强权政治痕迹。强国以小国或弱国国家利益为代价构建地理政治学版图，维持强国间的竞争或均势。然而，当人类不断取得进步，形成世界性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武器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出现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及航母等，国际法的机制化和全球化时代的降临，缓冲作为国际权力政治的工具现象仍然令人惊讶地富有生命力并将会进入第三个千年。在笔者看来，原因有三：
第一，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和权力等级体系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在政治上被划分成主权国家单元，所有的主权国家都被安排在这种或者那种关系中，这种国家关系的安排会让强国得以用不同方式并在不同程度上对弱国施加影响，强国和弱国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常常会根据权力及其权力潜质形成一种霸权等级体系，所有这些关系共同形成了国际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的单元并非是主权国家，而是大国及其国家利益。虽然大国间的关键利益大多也是可以协调或者调整，但在协调或者调整失败的情况下，小国只能服从大国的意志。强国经常以弱国为代价来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在最后诉诸武力凭借强权说话的国际丛林法则中和无政府社会，这也是常态。
第二，高科技和军事技术的发展，让大国继续扩展其战略纵深区域以维护国家安全。以北美大陆为例，从战略视角来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加拿大对美国来说，并不比墨西哥更重要。只是随着权力集结的变化、军事技术的进步，使得加拿大对于防御北美大陆很重要。美国和加拿大的的军事合作起于二战初期，法国在二战中的失败以及英国岌岌可危的局势，加速了北美联盟的形成。1940年8月，美国和加拿大签订了《奥格登斯堡协议》(Ogdensburg Agreement)，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联合防御委员会(Permanent Joint Board of Defense)来整合北美的防御体系，美加两国的军事力量正式地联合起来。不过，战争时期的这种合作协议被双方视为是战时安排。但二战后洲际导弹能力等军事技术的逐步发展，不仅将这种战时安排持续下去，而且美加两国还合作协调进行洲际防御，成为一种全新的战略和政治转折。1957年，美国和加拿大成立了北美防空司令部，两国共同开展空中侦测与防御军事安排，针对前苏联从北极对北美大陆发动轰炸的紧急状况而建立雷达屏障，同时美国的战斗机也可以从加拿大领空反击来自前苏联的入侵。因此，军事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改变了国家的防御纵深，增加了大国战略中的边缘国作用。
第三，大国对“影响区域”的争夺依旧，但”缓冲”现象更为隐蔽。今天，寻求建立和扩大“影响区域”，仍是霸权国家思考其与小国关系的“自然法则”或者“万有引力”，并以此划分了国家隐形的政治边界，后者深受“看不见的国际权力结构”影响。但另一方面，世界上缓冲国数量在稳定地减少，禁止用武力吞并其他几个国家国际规范的发展让大国对缓冲国的控制更为隐蔽。此外，很多身处大国影响区域内的小国民众，甚至不会意识到其生活在大国的意志之下，除非是在紧张和战争时期这种影响才易被察觉。实际上，和平时期大国对小国的微妙影响，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察觉并且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受益于这种影响。因此，只要大国持续争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并彼此征战，则缓冲国和准缓冲国就不会消失。（注释略）
文章来源：学人荐稿《欧洲研究》2017年05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首发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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