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是两位的代表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一种理解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统一框架。特别是，这一框架强调为什么政治制度变革与在非民主政体背景下的政策让步有根本性的不同。
在第四篇，我们在一些不同的背景下，运行关于民主化和政变的基本模型。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只使用基本的扩展式的静态博弈，其中，以一种简化形式的方法建立了承诺问题的模型。我们的目标是说明为了思考为什么有些国家是民主的，有些则不是而提出的框架的效用，并说明该框架得以丰富和扩展的一些方法。我们也将对结果的分析和陈述保持在比本书此前部分更不正式的形式上。例如，不对策略作正式的界定，尽管从已经表述的分析补充细节是直截了当的。
在本章中，我们通过加入第三个团体来扩展我们的框架，这一团体的利益介乎权贵和广大民众之间。为了简化起见，我们称该团体为中产阶级。我们的模型一直集中考察权贵和民众之间的政治冲突。显然，现实社会与我们仅有两个团体的简单模型不一致。就如权贵和民众、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分可用作形成思想的易处理的手段一样，三阶级的模型也是如此(奥卡姆剃刀的又一应用)。因为许多人把自己视为“中产阶级”的一分子，既不同于富人，也不同于穷人，因为政治学家相信在民主中有决定权的选民通常来自中产阶级，我们始终相信这一方法是有用的。
在社会科学中，一个包括摩尔(Moore,1966)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在内的悠久传统将诸如中产阶级等第三阶级——或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摩尔所谓的资产阶级视为最后导致民主过程中的关键行动者。
摩尔指出，只有资产阶级足够强大的社会才会转变为民主，而土地所有者充分强大，使新兴的资产阶级不得不与之结盟的社会则转变为专制。沿袭现代化传统的学者也强调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例如，Lipset,1959;Dahl,1971)。亨廷顿(Huntington,1991)认为，中产阶级在减少使民主不稳定的分配冲突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他指出：
……经济发展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壮大……民主是以……多数规则为前提的，在一种集中的不平等状态下，其中大量的、贫困的多数人对抗着少数富有的寡头集团，民主是困难的。(p.66)
类似地，关于拉丁美洲的专制和民主巩固的文献也强调中产阶级发挥的及其重要的作用。在讨论激进党在阿根廷民主历史中的作用时，我们已看到了这一点，还讨论了这样一种观点，在诸如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国家中，相对庞大的中产阶级也许有助于解释这些国家与其大多数邻国相比，有着不同寻常的民主政治历史的原因。
在这些问题的推动下，在本章通过包括中产阶级，扩展以民众对权贵为基础的政治冲突的分析。我们说明这一变化如何改变我们的基本方法得出的主要结论，以及在何种意义上中产阶级在民主的创建和巩固的过程中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章中，我们不再谈论权贵和民众，而是讨论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这三个团体。我们采用这种表达方式是因我们研究各种情形，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把中产阶级看作与穷人结成联盟来对抗富人，在某些情况下，中产阶级是与富人结成联盟对抗穷人，从而成为“权贵”的一分子。在这种情况下，权贵的组成是可以把中产阶级包含在内的，所以，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混淆，从这一章开始，我们不再采用原来的表达方式。
我们从对不完全民主———也就是说，一种仅有有限的社会成员参加投票的状况———的出现的分析开始。〔1〕这部分人通常包括权贵和中产阶级，而穷人则由于投票对收入和文化水平的限制被排除在外。尽管民主在某些拉丁美洲或非洲国家是以一种由非民主直接过渡到大众普选的形式出现的(参见第一章和第三章),但欧洲的民主却是更为渐进地出现的。我们的三阶级模型能分析这种渐进的民主化进程。特别是，当被剥夺公民权的人所形成的革命威胁是中产阶级与穷人联盟的结果时，通过将投票权扩展到中产阶级，来打破这种联盟，也许对富有的权贵是有利的。因为，按照定义，中产阶级比穷人更为富有，所以，更容易被劝阻。
接下来的一步是分析从不完全民主向完全民主的运动。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方法，通常被用来解释英国1867年第二改革法案，是权贵间的竞争(例如，在富人和中产阶级之间)导致一个团体扩展民主权利，增加其保持权力的可能性。按照这种观点，托利党首相迪斯雷利实行了一次激进的改革，授予了更多人以公民权，在与格拉斯通领导的自由党的竞争中加强托利党的力量。我们说明如何能在这一框架内对这种权贵内部的竞争建立模型，然后指出这种方法不可能为英国或其他从不完全民主。
〔1〕因为不完全民主的民主程度小于完全民主，我们大家可以视之为非民主的一种形式。然而，回顾一下第二章的内容，我们分析的焦点是要理解推动一个社会走向或背离民主的力量。尽管我们的分析大多集中于完全民主与某些权贵统治的比较，但我们因此还是能够将由富人的政治控制向不完全民主——它也包括中产阶级——的发展作为民主化的一个例子进行分析。
民主向完全民主过渡的例子提供满意的解释。相反，如同在第六章提出的基准模型中一样，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穷人所形成的革命威胁，不论是对英国还是我们研究过的其他例子，似乎都是重要的。
受这一点的启发，我们采用三阶级模型来分析不完全民主对来自穷人的革命威胁的反应。更具体地说，我们把这种情形视为富人和中产阶级拥有投票权，而穷人挑战体系。同样，现有体制做出的关于未来再分配的许诺不是完全可信的，因为法定政治权力掌握在富人和中产阶级手中，一旦革命威胁平息，他们就会恢复他们所偏好的政策。因此，完全民主是作为改变政治权力的未来分配，从而创造关于未来支持穷人政策的可信承诺的一种方式出现的。这个例子的新结果包含了中产阶级的作用：如果中产阶级充分贫穷，那么,即使不完全民主也会带来接近穷人偏好的政策(例如，再分配性的税率)。在这种情况下，穷人会预期在未来会实行相对支持穷人的政策，即使权贵在存在有效的革命威胁时对他们做出的准确的许诺的未被兑现。在这里，以相对贫穷的中产阶级的形式表现的更为严重的不平等能够最终靠使现有政权承诺更吸引穷人的政策，而不必给予穷人民主权利的方式，降低完全民主出现的可能性。
当引入进行的选择时，我们关于中产阶级作用的分析产生了最引人注目的新结论。在第六章我们指出，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也许不会实行民主化，因为在高度不平等的情况下，民主会采用完全不同于富人偏好的政策。预料到这一点，富人会愿意进行以阻止民主化。在一个再分配性税收的模型中，在民主中构成多数的穷人支持收入再分配的高税率。然而，如果中产阶级充分庞大，完全民主中的中位选民可能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行动者；并且，如果中产阶级相对富裕，中位选民会选择仅仅有限的再分配。因此，相对庞大和富裕的中产阶级充当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缓冲器，并限制再分配。通过保证政策不是过于背离富人偏好的政策，阻止富人进行并使民主更有可能出现。
关于中产阶级充当缓冲器的讨论集中于一个这样的模型，其中，在开始时是富人掌权并考虑把投票权扩展到包括中产阶级和穷人在内的其余人。另一种情景与许多拉丁美洲的例子相关，是非民主代表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决定是不是走向民主(把穷人同样包含在体系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认为是由不完全民主向完全民主过渡的情况下，这一模型提供了一种对在政治学文献中经常讨论的温和路线者和强硬路线者的区分进行形式化的方法。根据许多定性的描述(例如，ODonnellandSchmitter,1986),当非民主体制受到挑战时，强硬路线者和温和路线者经常会是对立的，前者希望用武力保持体系的运行，后者要实施向民主的平稳过渡。当温和路线者在现存的体制内变得更有影响的时候，就会发生向民主的过渡。在我们的框架中，在富人和中产阶级之间有着自然的划分。因为民主采取的政会令富人损失更多，所以，他们比中产阶级更支持。对一个引人注目的参数值集合而言，当富人(相当于强硬路线者)在非民主中更有影响的时候，就会发生，但是，当中产阶级(温和路线者)更有影响的时候，就会发生向民主的和平过渡。
最后，在8.7节分析政变。我们说明，中产阶级的作用反映在减轻富人为避免民主化而进行的倾向上。如果民主中的中位选民是一个中产阶级行动者，如果中产阶级相对富裕，这会缓解民主的仇富影响，减轻政变对富人的吸引力。因此，中产阶级可以充当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缓冲器的这一事实，也许有助于巩固民主，以及在开始的时候创建民主。
因此，总的说来，本章的分析从多个角度揭示中产阶级在民主出现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及其重要的作用：(1)它可以是民主，特别是不完全民主出现的动力；(2)它可以有利于被包括在政治领域中的穷人，推动由不完全民主向完全民主的运动；(3)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它能够最终靠保证民主不会十分仇富，劝阻富人实行或发动政变，充当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缓冲器；(4)当它与富人共同执政的时候，它能够更好的起到温和路线者的作用，反对，支持向民主的过渡，民主对中产阶级要比对富人成本更低。
为了考虑第三个收入团体，我们第一步要推广第四章的基本的两阶级模型。有三个行动者团体：规模为δ的富人，规模为δn的中产阶级，规模为8的穷人。与前面一样，我们把总人口标准化为1,因此，2δi=1,我们还假定δδno;也就是说，穷人的人数最多，其次是中产阶级，富人是人口中人数最少的群体。我们还像以前一样把平均收入表示为y,并引进符号：
和前面一样，我们假定政治体系决定着一个非负的所得税的税率t≥0,税收收益被一次性再分配，并有一个总税收成本C(t)y。然而，如在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样，在不改变结果的主旨的情况下，我们大家可以容易地引入因团体而异的转移支付；因此，这里使用的设置仅仅是为了简化。
在这种设想下，我们大家可以定义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最偏好的税率。对于任一团体而言，最偏好的税率税率是使y最大化的税率，因此，i团体最想≤0且ri=0。将对收入的定义代入其中，我们把这两个条件写成：
要的税率满足下面的条件，为了考虑角点解的可能性，我们以库恩—塔克形式写出这一条件：-yi+(1-C(ri))y=0且ti0,或一yi+(1-C(t³))y
我们能应用第四章的分析，决定这一模型的民主均衡。考虑这一博弈，其中两个“唐斯式的”政党为了赢得选举，非合作地提供税收政策。选举实行多数表决。因为所有人都有单峰偏好，中位选民定理(MVT)是适用的，而且在惟一的均衡中，两个政党都提供中位选民偏好的政策。于是，民主政治的均衡性质便决定性地依赖于三个团体的相对人数。特别是，前面的假定8δδ直接意味着δr1/2,所以，富人并不是多数。这留给我们两个耐人寻味的情况：
1.δ1/2,穷人不占多数，中位选民是中产阶级行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多数表决导致中产阶级最偏好的政策t。
2.δ≥1/2,穷人占多数，多数表决产生穷人最偏好的税率t。我们现在分别来分析这两种情形。
首先，假定≥1/2。于是，穷人为多数，民主政治将产生他们最偏好的税率t,由(8.4)式给出。该均衡的比较静力学与两阶级模型得出的相似，但现在重要的是，它是穷人与平均收入之间差距的量度，但并不全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例如，当下降时，穷人变得相对更穷，他们最偏好的税率t就会上升；也就是说，drP/doP0。然而，这样的一种情况可以发生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保持不变的时候。例如，我们大家可以使和θr同时下降，并用θm的上升来冲抵。在这种情况下，穷人还会投票赞成并得到高税率，但是与富人相比，他们并没有更穷；他们只是相对于平均收入更穷。
这一观察已经说明，不平等和均衡政策之间的关系现在决定于我们所采用的不平等的量度。例如，文献中常见的量度是基尼系数或个人收入对数的标准差。现在，考虑这样一种收入变化，它使中产阶级变穷(即em下降),富人变得更富(即θ上升),但对θP或y没影响。在δ≥1/2的这一模型中，这对均衡税率没有影响，但按照两种不平等量度，收入不平等程度都上升了。实际上，如果ym
按照更严格和要求更高的均值保留展型(mean-preservingspread)定义(RothschildandStiglitz,1970,1971),我们有更不平等的分配原有分配的均值保留展型，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与原有分配相比分配现在在尾部有更大的权数。类似地，如果个人会使用表示贫富之间差距的不平等量度(例如，常常使用的收入分配的第90个百分组和第10个百分组的比率),不平等程度同样上升了，但对选择的均衡政策没有影响。相反，这一模型做出了一个具体预测：这一均衡政策应该取决于穷人收入和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然而，这一预测不一定能转换为政策和不平等的标准量度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考虑1/2的情形，这时穷人就不是绝对的多数，中位选民来自中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均衡由使一个中产阶级行动者的间接效用最大化的税率决定。这一政治均衡的税率由(8.5)式给出。这一均衡税率的比较静力学与穷人最偏好税率的比较静力学相似。特别是，我们有：
所以，当中产阶级相对于平均收入者来说变得更穷了的时候，它会要求更高的税率。
现在，不平等的量度和税率之间的关系甚至更复杂了。例如，考虑这样一种分配变化，它减小了，因此，穷人变得更穷了，与此同时，增加了8m和θr。大多数量度都会把此现状表示为不平等的加剧，但均衡税率实际上下降了。
现在，我们采用这一三阶级的框架来考察中产阶级会给关于民主的创建和巩固的研究带来什么新的因素。
正如已经讨论的那样，西欧的经验说明了向民主的渐进运动：首先是中产阶级被纳入政治体系，然后是穷人。第六章分析了一个拥有公民权者和被剥夺公民权者之间的简单博弈。所以，在某种水平上，这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从非民主开始向民主激进运动的模型。尽管拉丁美洲的经验或许可以用这样的博弈近似，但西欧的经验也表明这样一种分析是有用的：民主如何渐进地出现，哪一些原因对给予中产阶级公民权起了作用，哪一些原因决定着也将选举权给予穷人的后来的民主化。甚至在拉丁美洲，都经常会有阻止没受过教育的人们投票的限制(例如，1936年前的哥伦比亚和1970年前的智利)。因为受过教育的人往往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更富有，所以，投票权仅向受过教育的男性扩展类似于投票权仅向中产阶级而非向穷人扩展的情形。
现在考虑这样一种情况：中产阶级被剥夺了公民权，形成了一种革命威胁，如在第六章的分析中穷人所做的那样。虽然在近期内，来自中产阶级的革命威胁似乎很牵强，但欧洲早期的民主化——如19世纪上半期英国所经历的那些——是对来自社会中间阶层的重大社会动荡的反应。在拉丁美洲，情况经常也是相似的。例如，在19世纪晚期，为创建民主组织一系列的起义的阿根廷激进党绝大多数都是以城市为基础的中产阶级运动(Alonso,2000)。
为了对这一问题建立模型，假定中产阶级和穷人联合构成了革命的威胁，但如果中产阶级从该进程中退出，穷人就不能发动一场成功的革命。因此，中产阶级和穷人的联合是革命成为威胁所必需的。这也许是因为，在许多例子中，正是中产阶级成员接受过更多的教育，接触到更多机会，从而在法外和革命活动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
博弈的别的方面与第六章的静态博弈相似，因此，我们在此时不允许富人使用。图8.1画出了博弈树。有两个新元素：(1)富人现在有两个民主化决策：不完全的和完全的；(2)关键的革命决策由中产阶级制定，因为如果它从革命联盟中退出，革命被假定是不会发生的。为了保持博弈树的相对简单性，我们略去了穷人的革命行动。我们也试图通过用向量来表示支付的方式使博弈树尽可能简单。因此，支付Vi(R,μ)=(VP(R,μ),Vm(R,μ),V′(R,μ)),等等。
我们能再一次用反向归纳法来分析这个博弈，但是现在需要为所有三个团体，为革命、不完全民主和完全的民主，也为许诺的在现有制度(其中，富人控制着法定政治权力)下的再分配定义价值。
我们假定来自革命的收益与前面相似，只是现在中产阶级和穷人要分享这些收益。和前面的模型一样，我们集中分析革命是威胁的状态。因此，我们有：
作为穷人和中产阶级从发动革命得到的支付。如果他们发动革命，经济收入中的一部分μ遭到破坏，其余部分在穷人和中产阶级(两者人数总和为8十δ“)之间分配。与前面一样，有V(R,μ)=0。
这一命题的大多数直觉与第六章中的命题6.1相同。制度变革再次以一种把政治权力从一个团体转移到另一团体，以在未来保证特定政策的方式出现。在这里，不完全民主把权力从富人转移到中产阶级，来保证中产阶级在未来获得再分配。新特点是在不完全民主化和完全民主化之间的选择以及这一命题有助于解释在19世纪早期，民主首先向中产阶级扩展而不是向全部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扩展的原因的事实。命题8.1也有助于解释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受过教育的人被赋予了政治权利，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则被排除在这种权力以外的原因。
如果这一包含(8.7)式和(8.15)式，μμ*,且δ1/2的模型是对现实的一个良好近似，它就为学者赋予中产阶级的作用提供了一种证明：早期的民主化是由中产阶级充当先锋的；通过不完全的民主化，把中产阶级纳入体系是富人避免社会动荡的成本最低的方法。
关于不平等的比较静力学是值得强调的。与命题6.1的结果类似，中产阶级得到的收入的比例越小，革命约束(8.7)式越有可能成立，因为(8.7)式右端是θm的减函数。为了理解θ对μ*的影响，我们一定要对(8.14)式全微分，得到：
因为据(8.5)式我们有(8m—9m)一δC′(rm)=0(包络定理的又一应用)和1—pr0,所以，dμ*/d00。如果中产阶级的收入份额上升，μ*降低，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对更大范围的参数值来说，富人可以用让步来收买中产阶级。
这突出了一个问题：相关的不平等概念不是贫富之间的差距(如在第六章那样)。现在制造了革命威胁，需要被劝阻的(边际)社会阶级是中产阶级，所以，重要的是它在现有的体制下获得了多少。因此，“不平等”的决定性的量度现在是一个中产阶级个人相对于社会其他人的富裕程度，或m。于是，中产阶级相对于平均收入越穷，他在现有体制下的处境越差，革命对他们也就更着迷。因此，当中产阶级更穷时，它需要得到一个关于未来再分配的可信承诺，即向不完全民主的运动。
前一节通过扩展第六章基本模型的推理，讨论了不完全民主可以如何出现。现在我们转向为啥不完全民主可以将政治权利扩展至穷人的问题。我们从关于英国第二改革法案的一些讨论所包含的一个权贵内部冲突的模型开始，然后转向一个来自穷人的革命威胁导致向完全民主过渡的模型，这一模型与我们在第六章使用的基本方法更为相似。
认为权贵内部的冲突在向民主的过渡中有重要意义的观点，在某一些程度上是受到了英国经验的启示。在英国，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通之间的竞争是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1866年，罗素的自由党政府提出放宽对投票的财产限制。这一措施受到了由迪斯雷利领导的保守党和右翼自由党[“亚杜兰分子”(Adullamites)]联盟的阻挠，他们都以为条件放得太宽了。自由党政府然后瓦解，迪斯雷利组成了少数党政府(以290个议会成员对政府外的360个议会成员)。迪斯雷利然后推出了比开始时的自由党措施更为激进的扩展选举权的措施，得以通过的正是迪斯雷利的措施。
我们如何解释这些事件?一种可能性是认为政治家有强烈的保持强烈的偏好，他们扩展选举权，也许是为了让新获得选举权的选民投桃报李，投票支持这些政治家所代表的政党(参见：Himmelfarb,1966;更普遍的讨论，参见：Collier,1999)。在这种解释中，迪斯雷利扩展了选举权——他一开始反对的事情——因为他断定新获得选举权的人将投票给保守党。
另一种观点，可能更为引人注目，与我们以经济动力为基础的方法更加一致，认为：将社会的贫穷阶层纳入政治体系，可能以损害一个团体为代价强化了另一团体的力量；因此，选举权向穷人的扩展是为了影响未来政治均衡的策略性行动。在我们正在分析的这类模型中，将穷人纳入政治体系将有利于中产阶级；由于这一原因，中产阶级也许会致力于推动进一步的民主化，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如果将这一解释应用于英国的经验，我们也许必须认为迪斯雷利更多地代表了中产阶级而不是富有的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利益，这也许是不符合实际的。不论如何，我们大家都认为，这种方法没有对从不完全民主向完全民主的过渡提供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然而，它对理解如何正式地发展这一观点是有用的。
为了正式地讨论这些思想，考虑图8.2所描述的博弈。基本的政治考虑是：在只有富人和中产阶级被授予选举权的一个不完全民主中，富人可能以某一概率——例如，q0——获得权力。对此的动机是，在一个有限的民主中，即使中产阶级比富人的人数更多，但游说以及别的类型的影响活动对控制政治体系也是有效的，这使得富人有时能控制结果。在完全民主中，我们假定在人数上有优势的团体占支配地位(游说或贿赂一大批人是很难的),并且，我们还假定1/2,所以，假定决定政策结果的中位选民是一个中产阶级行动者。这一博弈从中产阶级执政开始，但是在不完全民主中，它害怕权力落入富人之手，这一概率为q。因此，如果保持原有体系，它将以1-q的概率得到其最偏好的税率tm,但以q的概率得到tN=0。因此，相应的预期支付为：
通过把穷人纳入到政治体系中，他们就会成为中位选民，了解到这一点，中产阶级就会扩展选举权，实行向完全民主的过渡。这能保证他们得到其最偏好的税率。
支持着制度变革的推理同样与我们的基本观点相似：一个特定的团体(现在是中产阶级)在今天拥有权力，但是这一权力是暂时性的。因此，该团体希望改变制度以锁定其政治权力。以前，相关的制度变革是为了使穷人获得投票权，使穷人自己会变得强大起来。在这里，中产阶级希望将穷人纳入体系，以便使穷人与富人抗衡，保证中产阶级变得更加强大。
虽然这一权贵内部竞争的观点是耐人寻味的，但是，它并没有正真获得英国历史证据的很多支持。在通过扩展选举权的法案之后，保守党立即输掉了1868年的选举(1884年第三改革法案通过之后，自由党输掉了1885年的选举)。所以，如果这一策略的目标是赢得选举，那它显然是失败了。虽然保守党在选举中失利的事实并不证明选举权的扩展不是以赢得选举为目的，但这项改革的别的方面似乎也与最大化保守党票数的策略不一致。特别是，由于在谷物法问题上的分歧，对保守党的拥护基本上集中在农村地区，在没有不记名投票的时候，支持保守党的土地所有者对选民有实质性的控制。在迪斯雷利领导下推行的改革措施使农村投票人数增加了45%,而市镇投票人数则增加了145%,这便有效地保证了保守党在随后选举中的失利。
认为自由党和保守党扩展选举权就为了保持权力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有说服力。相反，两党在根本上都反对进一步扩展选举权。1859～1865年间，反对扩展选举权的自由党首相帕默斯顿和保守党的领导人德比勋爵相勾结，使选举权问题被排斥在议会之外(Lee,1994,p.138)。在此期间，迪斯雷利本人是政治改革的强硬的反对者。在反对1859年的改革时，他说：
如果你建立民主，你必定在适当的季节收获民主的果实。你将在适当的季节对在适当的季节伴随着公共支出大量增长的公共机构产生严重的不耐烦。你将在适当的季节收获这种联合的影响的果实。你将在适当的季节进入战争，不是出于理智，而是因为激情；而且，你将在适当的季节服从不光彩地寻求也不光彩地得到的和平，这将有损你的权威，或许还会危及你的独立。在民主中，在适当的季节，你将发现你的财产有更低的价值，你的自由更不完整。(转引自Lang1999,pp.81—82)
总之，对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英国政党之间竞争的合理解释是：虽然两党由于日渐增长的社会压力都把扩展选举权视为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清楚地看到它可能以或多或少对他们有利的方式构建。这便产生了一个复杂的“目的博弈”。考林(Cowling,1967,p.89)指出，保守党之所以在1867年支持迪斯雷利，是因为一旦法案失败，“那么自由党也许恰好会做德比和迪斯雷利在1866年竭力阻止他们所做的一切——按他们自己的方针实施改革”。事实上，迪斯雷利成为首相后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推行了程度更有
限的选举权扩展，但是，他意识到这不会赢得多数人的支持。然后，通过赢得自由党成分各异的群体的支持，他转向一个可以通过的更为激进的方案。
对于迪斯雷利来说，1867年改革的一个成功是它限制了席位从农村向市镇的再分配，否则，市镇的影响会更大。这一策略削弱了选举权扩展对保守党
及其支持者的影响。史密斯(Smith,1966,p.97)赞成这种观点，指出：“德比和迪斯雷利……在1867年没有决定相信民众，或相信保守主义的民主。他们做了他们都以为不得不做的事情，来消除群众的骚动，调和工人阶级上层与既有政治体系的关系。”
欧洲19世纪民主化的其他例子也没有为向完全民主的过渡是权贵内部的小团体增加其选票份额的一种方法的观点提供很多支持。例如，在德国的例子中，革命威胁似乎是重要的因素。在德国，随着军队的反叛和1918~1919年的经济崩溃，原来的政治精英企图实行将给他们的利益造成最小损失的过渡来避免革命的发生。
在法国，权贵内部有更多性质不同的小集团。奥尔良派和正统王朝派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在保皇派阵营内部形成了独立的派系；共和主义者，尽管是民主主义者，绝大多数都是中产阶级，并不支持1848年的男性普选。当君主制在1848年瓦解时，这些团体不得不向革命者的要求让步。1870年之后的时期也是如此。当时的冲突，特别是公社，迫使民主沿着1848年的路线前进。尽管权贵内部没有团体坚持男性普选的立场，但他们被迫再次实行了男性普选。
瑞典的例子也许与英国最为相似。在1906年，自由党有史以来的第一届政府在未能通过一项引进男性普选的法律后垮台了。然后，在1909年，林德曼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实行了改革措施。与1867年时的迪斯雷利一样，“在1906年自由党的失败一年后执政的林德曼及其保守党内阁成员，看到了通过你自己的主张通过政治改革的机会”(Collier,1999,p.84)。尽管男性普选得到一个议院的承认，但保守党还是通过保持多重投票和纳税人选举权控制了另一个议院。与英国的例子一样，这一事件模式并不是保守党企图赢得选票的结果，而是在面对一直增长的要求完全民主的社会压力时减少损失的权宜之计。
所以，如果从不完全民主向完全民主的过渡不是权贵内部竞争的结果，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回答也许不令人吃惊，仍是来自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穷人所形成的革命威胁。如我们在第一章所描述的那样，在产生英国第二改革法案前的那些年，出现了重大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动荡。在第三章，我们讨论的证据说明在许多其他几个国家，政治改革常常是由相似的力量推动的。因此，我们大家都认为，需要一个按照第六章的路线建立起来的模型来理解从不完全民主向完全民主的过渡。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个社会如何能因为穷人形成有效挑战或构成革命威胁而从不完全民主向完全民主过渡。基本的经济模型仍与我们前面描述的基本的三阶级模型是一样的。
这一模型与第六章的模型有什么不同?主要的区别是在制度没有进一步变化的情况下，处于一个有不完全民主的世界；在不完全民主中，中产阶级对税率在政治上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给定yym,就会有大于零的税收，因此，即使在穷人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时，也有对穷人的再分配。图8.3画出了博弈树。此时，革命威胁来自穷人，采取了与第六章相同的形式。革命之后，穷人分享剩余收入，中产阶级和富人一无所获。具体地说，如果有革命发生，我们有：
有一个重要的供后面参考的新特点：μ*是tm的减函数。直观地说，当现有体制更具有再分配性的时候，更容易用未来再分配的许诺说服穷人，因为即使在现有体制有机会重设税率时，也会有一定的再分配。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当中产阶级支持更多再分配的时候，更容易说服穷人不发动革命。结果，就更容易避免民主化。
最后，我们应该说明向完全民主的过渡阻止革命。这一讨论表明当δ1/2的时候，完全民主也会实行中产阶级最偏好的税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民主与不完全民主相差无几。更引人注目的情形是当8≥1/2,所以，在完全民主中中位选民是一个穷人，民主导致穷人最偏好的税率t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完全的民主化阻止革命的条件是VP(R,μ)≤VP(D),这相当于：
命题8.2:在图8.3描述的博弈中，存在一个惟一的子博弈完美均衡，使得：
●如果(8.16)式不具有约束力，不完全民主制定中产阶级最偏好的税率，tPD=tm。
●如果(8.16)式具有约束力且μ≥μ*,现有体制会通过许诺以使得VP(PD,z=t)=VP(R,μ)的税率tPD=t进行再分配，阻止向完全民主的过渡。
●最后，如果(8.16)式具有约束力，(8.19)式成立，8⁰≥1/2且μμ*,那么,向完全民主的过渡就会作为在未来向穷人进行再分配的可信承诺发生。
该命题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命题6.1相似。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新结果。从我们得出的结果可知，当中产阶级相对贫穷的时候(也就是Om/8m小的时候),t”更高。然而，我们的分析表明t”的高水平会使得不完全民主对穷人更具有吸引力，降低μ*。结果，中产阶级相对穷的社会或许能避开革命的威胁，而不必实行完全的民主化。在这里，中产阶级是非民主(或不完全民主)中的核心人物，如果它背弃向穷人提供的许诺的让步，它会回到它偏好的政策tm。如果中产阶级相对穷，t”就不会与穷人偏好的政策v相差太大。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也许不能承诺提供r的事实就不十分重要，革命更缺少吸引力，民主更不也许会出现。因此，这一模型表明完全的民主化不仅在穷人穷的时候，而且在中产阶级相对富有的时候更有可能发生。这个结果无疑是与强调中产阶级的力量与富足在民主化中的重要性的学者相契合。
在本节中，我们要重温8.3节分析的简单博弈，在该博弈中，中产阶级和穷人都被剥夺了选举权，但我们做出了另一个假设，即革命威胁是由穷人造成的。实际上，不论是中产阶级还是穷人，当他们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时候，就构成了威胁。重要的是哪个团体起中心作用。在上一节中，我们考虑的是中产阶级和和穷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但是，中产阶级是核心人物的情形。在这里，我们研究另一种情形：与在第六章民主化的基本模型中一样，富人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革命一定要满足穷人的要求。然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我们重新引进了富人能利用阻止革命的可能性。关键的问题是：在何时富人偏好而不是实行民主化?
在这个模型中，中产阶级的出现可以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充当缓冲器，使社会能避免。因此，在中产阶级人数较少或相对穷的社会更有可能出现。
基本模型与我们基本的三阶级模型是一样的。行动者仍然重视税后收入，但是，如果富人选择策略，就会有潜在的成本。具体地说，i阶级的一个行动者的效用此时采取的是(6.8)式给出的形式。
中产阶级和富人在革命之后一无所获，所以Vm(R,μ)=Vr(R,μ)=0。革命约束是具有约束力的，如果穷人偏好革命而不是在现有体系下没有一点再分配的状态，或者，如果VP(R,μ)=(1-μ)y/8y。革命约束可以写为：
为了理解这一命题的主要结果，注意，当革命约束具有约束力的时候，有几种可能性。第一，富人不能用让步来维系权力(μμ*),但是(8.24)式成立且8≥1/2。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不完全的民主化基本上足以避免革命，因为中产阶级比富人更偏好再分配。并且，由于δ≥1/2,完全的民主化会令穷人执政，这是富人要尽可能避免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如果k≥k(tPD),因此，的成本相对高，不完全的民主就会出现。第二，因为让步和不完全民主都不起作用[即μμ*,(8.24)式不成立],且成本相对高(即κ≥k(tP)),完全的民主化会出现。因为t²≥1/2且(8.19)式成立，完全民主的创立会产生税率t,避免革命。第三种是出现的情况。这会出现在四种不同的情形下。首先，向穷人做出的让步再次不起作用，(8.24)式不成立且8²1/2。在这种情况下，不完全民主的再分配程度不足以避免革命。并且，完全的民主化导致中位选民是中产阶级的成员，而且，因为这种情况产生税率tm,(8.24)式的不成立意味着这同样会导致穷人暴动。在这种情况下，富人如果想要避免革命的话，除了就别无选择。其次，让步和不完全民主化仍不能避免革命的发生，但是因为8≥1/2且(8.19)式成立，完全的民主化能够尽可能的防止革命。然而，当k的时候，对的偏好会超过对完全民主的偏好。第三，让步不起作用但不完全民主起作用，且κ在这里，尽管不完全民主足以避免革命，但富人觉得要比赋予中产阶级选举权更好。第四种是让步起作用，但成本更小的情形(μ≥μ且k
)。最后的情形是人们所熟悉的让步起作用，但的成本相对高，富人可以制定一个足以安抚穷人的高税率来维护权力的情形。
这一命题与命题6.2相似。主要的区别是现在两个临界值中的一个，k(t),取决于中产阶级的数量和收入水平。显然k(t)是t的增函数；因此，在民主中，一个更高的税率水平t会使得对于富人更着迷。当中位选民是穷人的时候(即8≥1/2),民主中的税率更高，这相当于中产阶级力量微弱，使穷人在民主中有决定权，或者当中位选民是中产阶级(即81/2),但是相对穷，并喜欢较高税率的时候。
因此，相对庞大和富裕的中产阶级也许会使得民主对于富人来说成本更低，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充当一个缓冲器，使得可能性减小。相反，当中产阶级力量微弱或者贫穷的时候，富人也许更倾向于进行。在这里，“也许”一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例如，如果θn增加，tm就减少，(8.24)式就变得不大可能成立了。如果μμ*,(8.24)式不再成立且81/2,富人就会转而动用，因为不论是不完全民主还是完全民主的再分配性程度都不足以避免革命。
在上一节所讨论的模型中，富人必须在和民主化之间做出选择，以避免来自那时仍被政治体系排除在外的穷人的革命威胁。我们也假定，中产阶级像穷人一样，是被排斥在体系外的。因此，民主化不仅给予穷人也给予中产阶级政治权力，以这种方式，中产阶级在影响和民主化之间的权衡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在存在一个庞大的、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时，富人预料他们在民主中不会遇到高税率，因此更可能实行民主化而不是。
在本节中，我们要分析一个类似的博弈；然而，富人和中产阶级都是统治联盟中的组成部分，他们必一起决定是在现有体系下向穷人许诺再分配、实施民主化还是进行。这一分析的关键是富人总是比中产阶级更支持。这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富人从再分配性的税收中失去的比中产阶级更多。
富人和中产阶级对待态度的不同提供了对常被提及的专制中的温和路线者和强硬路线者之间的区分建立模型的方式。有人指出，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南欧向民主过渡的背景下，在控制着专制的权贵内部经常有一种分化：强硬路线者希望用武力延续专制，温和路线者则试图实行向民主的软着陆。
但谁是强硬路线者，谁又是温和路线者呢?非民主体制中的权贵显然是性质各异的，但这种异质性的重要源泉是什么?我们的三阶级模型通过将温和路线者与中产阶级对应，强硬路线者与富人对应，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在第九章会指出可以有其他的划分——例如，按同样的方法，对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的划分——但是现在我们的注意力是三阶级模型，其中惟一的差别在于收入的水平，而不在于这些收入来自哪种类型的活动。
该经济模型与前面的有三个行动者团体的模型是相同的。在非民主中，当富人和中产阶级有着不相同的偏好时，我们一定要找出一种方法加总他们的不同偏好，特别是在是否穷人的决策方面。在本章中，到目前为止，当我们建立关于不完全民主的模型时，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情形：中产阶级的偏好决定着政策的结果，至少是在不受革命威胁约束的时候。在这里，我们采用一种不同的方法，考虑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偏好都很重要的情况。我们假定在非民主中，政策决策是根据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制定的，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如果决策使富人和中产阶级效用的加权和最大化，就会发生。
有几种不同的办法能够证明这样一种方法的正当性，但它是对第四章模型的一种自然的扩展，在那个模型中，参数x代表权贵在民主中的权力。在本章的附录中我们指出并证明，许多民主政治的模型都可以归结为关于x的不同的微观基础。因此，一般来说，我们大家可以把民主税率视为使效用的加权和最大化的税率，中位选民模型是当x=0时的特殊情形。类似的推理表明，我们大家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处理权贵内部偏好的加总问题，想象决策只是使富人和中产阶级效用的加权和最大化的决策。例如，我们大家可以把权贵控制视为一种有限的民主(例如，在普选权实行之前的大多数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其中，政党只是为权贵成员和派系的选票而相互竞争。为了简化且不影响我们主要的结论，我们假定权贵的不同小集团的偏好权数相同，所以决策只是最大化权贵的效用和，以此继续我们的分析。
同样，存在着民主化的选择以及富人的再分配许诺因为权贵在革命威胁消退之后能以1—p的概率重设税率而不完全可信的特点。
假定来自革命的收益与以前类似，穷人只在他们自己之间分享收益。穷人从发动革命得到的收益是VP(R,μ)=(1-μ)y/8,而Vm(R,μ)=Vr(R,μ)=0。
与前面一样，如果穷人偏好革命而不是现有体系，或如果(1—μ)y/8²yP,革命约束是具有约束力的。相应的革命约束可以写成：
与前面一样，富人在κ的时候偏好而不愿实行民主化，中产阶级在k的时候偏好而不愿实行民主化。
重要的是，根据富人比中产阶级有钱的事实，0/00/8,因此，我们有k”⁷;对于κ∈(c”,k”),富人希望进行，而中产阶级偏好民主化而不是。因此，在这一区间，权贵的两个派别的偏好发生了分歧。在这种情况下，被选择，如果：
这一命题，特别是κ∈(km,k)的情况，描述了温和路线者(这里是中产阶级)和强硬路线者(这里是富人)的不同态度。强硬路线者在民主化中会失去得更多，偏好进行，即使是在温和路线者偏好向民主的过渡的时候。
这一模型可拿来分析民主化出现在权贵“分裂”之时的思想。为了明白这一点，考虑κ，所以，权贵的两个派系在一开始时都支持的情形。现在，考虑x增大的情形。例如，的成本也许会由于以下的原因增加：冷战的结束以一种更加支持民主的方式推动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或者邻国的民主化使得更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k能进入到k∈(km,k)的区间。最初，富人仍支持，而现在中产阶级转而支持民主。这时，权贵的不同部分偏好不同的政策，也就是说，权贵分裂了。然而，只要κ∈[km,κ°),富人的偏好就会占优势，就会出现均衡之中。然而，如果κ的增加超过κe,即使富人仍然支持，中产阶级的偏好也会占优势，民主化就会发生。在这一点上，权贵的分裂导致了民主化，但只有在中产阶级的权力在权贵内部足够大的时候才能如此。在我们的偏好加总模型中(即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随着κ的增加，两个团体都变得不十分支持了，这会带来权贵决策的转换，即使是在富人仍偏好的时候。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当中产阶级相对穷的时候，富人和中产阶级之间有关的分歧会变得更强烈。当中产阶级相对更富的时候(即当θm/δn更高的时候),他们在民主的再分配中会失去更多，因为这样变得更加支持。
在这一章中，把一个第三团体————中产阶级加入我们的分析。我们集中讨论了社会政治冲突发生在社会经济阶级之间的情况。我们用这个模型得出了一些重要的新见解，它们与政治学和社会学文献中一些关于中产阶级对民主的重要性的主张是一致的。尽管在这一章研究了各种现象，包括中产阶级的加入如何使我们能提出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分析“权贵内的分裂”可以如何发挥作用，但我们大家都认为有两个主要的结果，其意义也许是最重大的。
第一，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也许会对民主化的进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它不像穷人那样支持激进的政策。因此，如果富人确信民主受制于中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会更少地惧怕民主，较少热衷用来避免民主。这可能会因为两种原因而出现，要么是因为中产阶级在人数上的增长，从而使中位选民变成了中产阶级成员；要么因为中位选民已经是中产阶级，而且中产阶级变得更富有了(从而偏好更少的再分配)。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权力在民主中的分配的其他理论，如在第四章的附录中所讨论的那些一样，强调中产阶级在民主中的政治权力经常大于其人数所显示的权力。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迪莱克特的收入再分配定律”(Stigler,1970),它主张，在民主中，大多数再分配政策实际上有利于中产阶级而不是穷人。虽然这种主张没有牢固的微观基础，在经验上还是有争议的，但它仍然在许多方面得到了正式的讨论。例如，佩尔松和泰贝利尼(PerssonandTabellini,2000,pp.57—58)在一个概率投票模型中指出(参见第四章附录的第二节),如果中产阶级不像穷人和富人那样具有意识形态倾向，那么,在民主中，它的偏好对决定被采取的政策具有决定性作用。另一种方法是在一个游说模型(GrossmanandHelpman,2001;第四章附录，第三节)的背景下假定：中产阶级能够比其他团体更好地解决集体行动问题。
第二个与强大的中产阶级有关的结论是它也许会促进民主的巩固。它发挥这一作用的机制与它在促进民主化的机制相似。如果中产阶级在民主政治中具有充分的影响力，民主对于富人来说，其成本就不会过于高昂；于是，政变就不是很具有吸引力了。因此，中产阶级的强大，从其数量、政治权力或者相对收入的增长来看，也许会导致一个以前不巩固的民主的巩固。当然，在此要谨慎的是：如果中产阶级变得过于富有的话，它会变得难以和富人区分开来，因此，就不能在富人和穷人之间起缓冲器的及其重要的作用了。
总的来说，本章的模型说明，一个第三团体，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在民主化中可能具备极其重大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能改变政治冲突的性质。虽然民主化文献的学者已经指出了中产阶级可以在民主化中起及其重要的作用，但他们没有说明这些主张的微观基础。在这一章我们说明，将我们的框架扩展至三个团体，为赋予中产阶级的重要性提供了自然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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